凌晨三点过半，安珀森还在电话里絮絮叨叨。我蜷缩在沙发床上，睁着眼睛打了个哈欠。我摘下耳机，安珀森的声音消失。认识她两年有余，头一次我从她身边主动逃离。墙外有脚步声断断续续，是错觉，车辆突然轰隆地驶过，在人为的静寂里震耳欲聋，是真切；百叶窗夹在这样的是非之间，似乎动了，到底是风声还是光影？我的大脑和耳朵一样疲惫，思考也变得不再重要。
走不到十步，到达厨房。在旧金山，厨房90%都是这样的半开放式。碗里剩下的半碗泡面是昨天已经过期的晚饭，顶灯打下来，泛了惨黄的光。我把这些弯弯曲曲的线条倒进水槽，它们扭扭捏捏地凝固，像挣扎无用最终死去的虫子。我摁下垃圾粉碎的开关，以噪声送了葬。
安珀森没有再打过来电话，我也没有回拨。再磨蹭下去天真的要亮了，但谁也没有再行动。在一切结束的空气中，只剩下我自己的客厅里，突然想起来，再过几个小时，空了好几个月的这栋房子里唯一的一个房间，总算要迎来新的住客。
下午，佩诗和妈妈一起来，两个人热情非凡，先和我握手，再拥抱。我和她们说昨天睡得很晚，还好今天没有课，所以有足够的时间来迎接你们。也许因为前一天几乎不讲话，我的废话停不下来，足以让自己尴尬。佩诗和妈妈也许并不觉得，也可能见怪不怪，毕竟旧金山从不缺话很多的陌生人。我诚实地向她们介绍我住的客厅，空出来的房间，告诉她们洗衣房不在本层。她们似乎很满意这座位于小西贡区，周遭有许多苍蝇馆子，充满留学生与流浪汉，相对便宜但相对不那么安全的公寓。栗色长直发的佩诗觉得和我聊得来，更何况楼下就有车站，半小时内就可以抵达工作地点，这些更重要。头发像弹簧一样短短的，卷卷的佩诗妈妈期待不已，问我老家是哪里。我想，台湾人对于大陆的概念应该相当模糊吧，就像我已经在旧金山两年，依然出行前要先在地图上确认这里是哪里。
意外的是，佩诗一家祖籍河南，她的老家距离我的故乡驱车不过两小时。这样的缘分让她们欣喜不已，哪怕她们说已经快二十年没有回去过。
佩诗就这样住下来，我的客厅也热闹起来。我们时常在这个并不方正也不规则的菱形空间里喝酒，周末晴好会去中超采购食材，通常我来烧饭，佩诗负责在食物里回忆陌生的老家。穿过地毯坐在窗边，聊不规矩的天，讨论每一个从马路对面的韩餐店出来、河粉店路过的无所谓任何肤色与年龄的过客，偶尔警车鸣笛从楼下嗡嗡驶过，这一角就是整个城市最安全，最不起眼的避难所。
十年前，佩诗在加拿大念物理相关造火箭的专业。她绷紧神经，一路向前，读书以外的一切她都不在乎，有好几年睡觉都是在厨房或储物间改造的狭小空间里，日常只穿黑色的连帽衫和运动裤，不参加任何社交活动，不恋爱，没空恋爱，不知道怎么恋爱。
“所以我一定要住房间。” 佩诗在客厅一边拆快递一边回应我的好奇——新工作不足一个月，她已陆续购入了许多价格不菲的衣帽手袋。比她年岁小的同事约她吃饭，她排好了日期，很期待。
我点点头，只是附和。彼时我二十几岁，家人的供给大多花销在不见天日的设计课程所需要的源源不断的材料费上，人又一根筋不肯换方向，只有向前一条路，于是能省则省，还好，我乐于住在客厅。
十年后的佩诗从物理世界退出，转码来到计算机行业，不再日夜颠倒地为数字紧张不已，也开始选择下班后的约会。三十五岁的佩诗有一双圆圆的大眼睛，总是透出与我印象中三十五岁的年纪不相符的单纯。她相信身边都是好人，所以从第一天就开始相信我，相信我对她穿衣风格的提议最值得聆听。她在我面前拆出一条蓝色的连衣裙，冷冰冰的颜色和她柔软的栗色头发不太搭配。
“你有男朋友吗？”我在斟酌如何委婉地告诉佩诗，这条裙子很美，但颜色不太衬她时，她却先直白地出口。
迟疑的罪魁祸首，是我想到过去和安珀森聊天，她社交软件上常年不变的乐高头像。我好像说谎了，但此刻谎言也是事实。那一通不会再有的电话好像一针痛入骨髓的药剂，我迟疑地摇头，是真诚希望可以如她电话里的所愿，不要再喜欢她。我二十多岁，不恋爱，不懂恋爱，不知道我对于安珀森的情感，究竟算不算恋或者仅仅是爱。
我只能告诉佩诗，这条裙子可以换成白色或者浅粉，会显得她皮肤更透亮。佩诗愉快地接受了建议，又让我帮她挑选合适晚上约会的外套。
我和佩诗是轻松的朋友，快乐的室友，偶尔是打折时一起购物的战友。而安珀森和我是一个自以为是的沉重命题，于是我选择不告诉她。
“我真想把衣柜里那些套头衫和卫衣都扔掉，”拆出来的新衣服堆在一边，我们又在网页上滑动看其他的折扣品。“然后买好看的衣服，绝对不能和那些同事一样！”
“格子衬衫，你知道吗，他们真的穿格子衬衫，我以为只是刻板印象。”南方人的口音在空气里再感叹都无法张牙舞爪，她的抱怨和她的头发一样软。
“严格来说我学的不是服装设计，但的确可以设计一款合适你们的服装，比如一三五横格子衬衫，二四竖格子衬衫，六七同款不同色，连起来是彩虹，还很符合本州特色。”
阿热是我不同专业的校友，一个讲话带点特别口音的少数民族女孩。五官立体，精雕细琢。所有人第一次见她都会自动切换语言模式，好像除了中文，她都精通。阿热很恋家，第一次出国在飞机上哭得停不下来，隔壁阿姨给她递纸巾，她鼻子堵着，仍然能字正腔圆地说谢谢阿姨，没事，我有纸。阿姨惊讶不已，说我以为你是美国人呢，还想着这小孩居然这么热爱中国，哭成这样。
阿热也算为数不多，知道一些我和安珀森故事的人。去年春天的傍晚讲的时候突然，讲的过程毫无逻辑。我们坐在客厅的地毯上，门和窗都关得严严实实，一个安全的环境使我难得安心，于是我开始了通篇的流水账：2017年，冬天还没过完，我认识了这个人，但完全没有交流。去年有一天你来看我画画，记得吗？你问我这些笔触是怎么做到的，记得吗？是安珀森教我用的油画工具。
安珀森在我的回忆里推来一个满满当当的三层绿色小推车，挨个介绍那些我陌生或者眼熟的作画工具。
“你可以用刮笔。你看，你可以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涂涂抹抹。”安珀森在距今已经遥远的通讯视频里举着不同型号的刮笔，画面在我眼前褪色，但鲜活的声音里仍旧有耐心和雀跃。
我絮絮叨叨地向阿热讲我和安珀森认识的过程，并不关心阿热是否能记得那些穿插在我和她的时间里，与安珀森有关的细节。事实上，停顿下来我已经在后悔，因为这些故事没有重点，断断续续全是碎片，讲的时候觉得碎片的碎片在不断割自己的脑袋，发晕。阿热起身越过书桌，把窗户打开，将偷偷点燃只抽了两口的烟熄掉。我被她这种下定决心要戒烟一般的严肃吸引到，立刻闭嘴了。
“我的理想职业是在婚姻登记处给新人盖戳，”阿热没头没脑来了一句。因为开了窗，就有风吹进来，我绑不紧的头发散了两缕，阿热天生自来卷，发质像混凝土一般健壮，不掉发，也很难被风吹散。
“看别人幸福我就觉得特别高兴。”阿热嘿嘿笑，把话说完，然后又一转。“我不是不想听你说，我很喜欢听你说话。”阿热含含糊糊，我都要以为我们刚刚喝掉的奶茶里有酒精。
“去年你说想转专业，然后就转了。你这么利落，都不怕重新开始。我怕住客厅，总觉得没安全感；想做的工作也只是盖一个小小的戳——我也想给你盖，但如果没有机会，我也不会意外，你不一样。我失恋的时候你说这些都是人生插曲，跨过去会有另一个长篇。你现在的经历也算吧？插曲困不住你，客厅困不住你，人也困不住你。”
晚餐高峰时间，我们在火锅店排号等待半小时。没有人比阿热更热爱中餐。她即将毕业，下周就会回国，我们此刻的最后一餐仍然在华人街区母语鼎沸的店里点午餐肉。我想在她回去那天去机场送别，她拒绝得义正辞严。
“来的时候哭那么惨，我不想回去的时候也哭，更不想再被当成离开故土的美国人，饶了我吧。”
于是我们就假装下个季度还会在学校遇到，想象还会在菱形的空间里坐在地毯上聊天，说不下去或者累的时候就打开窗户往下看，猜马路斜对面的意大利小店今天卖最好的披萨是哪个口味。
到家，我倒在沙发床上，脚边堆的是前一天收到的为毕业作品集准备的收纳册。阿热毕业了，我也要进入倒计时。
上一任室友离开这里前往洛杉矶工作时将她半成新的床垫送给了我，我又搜罗二手信息，购买了同等体积的床架，在足够宽敞的客厅里搭建了足够宽敞的床，将原先小小的沙发床变回沙发，即使床和沙发的使用者都只是我——住在客厅，即使为了省钱牺牲一小部分隐私，毕竟搭上的帘子不算真正的门，也就很难邀请更多的朋友聊天做客甚至留宿，偶尔羡慕别人用客厅招待朋友，但快乐结束后的一片狼藉又让我觉得还是客厅好，除了在深夜才显得活跃的冰箱工作声，没有谁会让我精疲力竭。
佩诗回来前，我在沙发上做了梦。兴许是因为在沙发挂断的那通电话，所以梦里看不清的每一张脸，统统指向了同一个人。
旧金山一年四季都像秋天，季节变换和时间流逝一样悄声无息。佩诗做了新的指甲，接了长长的睫毛，如愿将衣柜里过去的连帽衫捐给了二手商店，自己则穿毛呢短裙搭配长靴，背帆布袋的样子比我更像活泼的大学生。她仍旧在忙碌的工作里见缝插针地约会，想要拥有一个完整又完美的家，以此目标向前奔跑。我在应对期末课程与毕业设计的双重轰炸，在客厅画蒂尔达·斯文顿在电影《奥兰多》里会穿的衣服但又不能和电影一样，或者从《银河系漫游指南》里选择一个场景，画完成一张再从头开始另一张；爬到教室的桌子上手缝可以塞得下两个我的裙撑，直到被保安提醒太晚了，请明天再来。日子不受控，反复将我摔进重复的漩涡。某一天早上醒来，我推开窗看到马路对面的树叶掉光了，从衣橱里翻出来围巾，出门仍然打了个喷嚏，我意识到，漫长的秋天终于过去了。
2019年12月，我毕业了。我向所有朋友宣告这一喜讯，并表示这辈子再也不用当学生啦。佩诗买了蛋糕和零食，我们难得又坐在客厅的地毯上。冬天的阳光极其珍贵，我们懒洋洋地算着时间：过几天把退租的文件签名交掉，不穿的衣服打包捐掉，然后余下的时间，和佩诗一起帮她看新的房子。
在新公寓的介绍图上，新的客厅方方正正，透过两扇明亮的窗户可以看到不远处街角公园光秃秃的树。
系主任又叫我去了一趟办公室，问我以后的打算，会留在美国吗？第二个问题充满冒险与未知，我只是将早已实施的计划和盘托出，告诉她，我下个月底就去纽约，我想离戏剧更近更近，我想在纽约生活工作。
不必再担心绩点，也不再操心课题，明天从未如此明媚。整个十二月，我都在做着即将开始新生活的美梦，在日程表上不切实际地写下每一项纽约计划。零碎的细节不断闪回：2017年4月，音乐剧《汉密尔顿》巡演至旧金山，我在开演前一刻捡漏到演出票，演员们在台上充满力量地唱：In New York you can be a new man！这句歌词似乎成了一个我向往纽约而不自知的导火索。
仍旧是17年。8月的暑假，我一个人跑去百老汇，以一天看两场戏的频率泡在剧院。夜晚，受同行陌生的纽约客影响，我也脚程飞速。回到曼哈顿的民宿，拉开狭小卧室里灰色的窗帘，看到邻居灰色的阳台在我的正前方，缠绕栏杆的红色灯带触手可及。旁边是另一栋努力与之保持距离的建筑。目光所及，梦幻而立体，完全是阿瑟·米勒在《推销员之死》开头描述的样子：“这个家背后和周围四面都是高耸的见棱见角的建筑，小小的脆弱的房子被包围在坚实的公寓大楼之中”。我只顾感叹它的拥挤与昂贵，并没有意识到纽约是个永远燃烧的火炬，从瞥见它的那一刻，心就被跳动地撩拨。
留在旧金山的日子寥寥无几，而我甚至顾不上怀念任何过去。圣诞节前两天，佩诗问我，要不要同她一起去隔壁市参加华人相亲会。我感到震惊，也觉得新鲜，震惊的是要跑去隔壁市相亲，新鲜的是原来华人在海外仍然保持着相亲的传统。
“中午到了先吃饭，自我介绍？可能会有些流程，我也不清楚。但是下午自由活动，可以在附近唱卡拉OK。”佩诗向我解说，并表示关系不错的女同事也会一起，事实上，这项活动就是同事告诉佩诗的。
“好啊，我要去。但我可不可以只是去吃饭、凑热闹？”毕竟我不打算真地相亲，但我又实在好奇。
“可以呀，那你要加入群组吗？”加入群组，领到编号，就算是相亲队伍的一员，我连忙拒绝。
“我同事很想见你，”佩诗一边回复信息，一边向我解说。“她说我现在的衣服都很好看，我跟她讲都是室友帮我挑的。”
佩诗的女同事，我只记得比我年纪小，但无比向往婚姻。佩诗讲过，她一大半的约会行程都由这位热心的同事一手策划。我曾一度以为学历高，收入可观的年轻女性会不那么在意婚姻与家庭，但佩诗和她的同事都直截了当地让我明白现实并非如此。我也以为她们只是我身边的例外，直到佩诗继续向我介绍，圣诞节的相亲会，参与者有一百多位。
那是长时间待在客厅与教室的我想象不到的壮观场面。我摩拳擦掌，变得热血沸腾，分明与我无关，却无比期待。
正下雪的街道，陌生的城市，寂寥的夜里只有我在横冲直撞地奔跑，急切寻找什么，又说不清。我的眼前除了模糊还是模糊。在唯一亮灯的房间前我停下来，下意识推开门：就是这里。肯定就是这里。“这里”究竟是“哪里”？面前的长桌好像《最后的晚餐》里那一张，本来安静的画面瞬间嘈杂，热闹得像庆功宴现场。十几个看不清五官但同样发色的女孩坐成一排，她们好开心，正全情投入地讨论我听不懂的话题，没有人注意到我淋了雪，站在桌前，看到我的只有狼狈与格格不入。
我听不懂她们的语言，但认得那些头发的颜色。2017年底，冬天还没过完，安珀森告诉我，她染了蓝色的头发。我在梦里看到的，是一排拥有蓝色头发的安珀森。
我转身奔跑出去，雪还在下，似乎更凶。在一盏昏暗的路灯下我又一次站立，将手掌贴在发光的空隙——凭空出现的木刺粗细不一，即将从我的掌心破土而出。剧烈，发麻地疼痛。
我醒了男士眼镜。我看了看手掌，它平整，安全。我的客厅即将变得空荡荡，我的地毯因为没有料到我会在凌晨醒来，还未沐浴到阳光，所以有些冰凉。
这是2019年的圣诞节，在我生活中消失的安珀森仿佛无孔不入的幽灵，反复在我的梦里出现。阿热已经回国，佩诗不知道她，我也从来小心翼翼，避免想起——我的脚婆娑在地毯上来回，清醒地想为什么我会认识她，为什么会在意她，为什么会成为无话不谈亲密的朋友，为什么要突然向她表达喜欢，为什么她会觉得失望又愤怒，会在凌晨的电话里大动干戈，一条一条阐述为什么不能喜欢她。
佩诗租了车，我们在十点钟启程，这样可以赶在十二点前到达相亲会主办人订好的餐厅，在想想精神压力就不小的相亲活动开始前好好填饱肚子。一路上我们听歌聊八卦，猜想是什么人举办这样的活动，又是什么样的人会积极参加；凌晨的梦似乎没有对我的心情造成任何影响。
一路顺畅，我们在计划时间内抵达。方正、宽阔，摆满桌椅的大厅装潢风格颇有情调：两扇敞开的玻璃门上是巨型圣诞老人贴纸，天花板上垂落下来却是大大小小的中国结，墙壁上甚至有不是今年的农历新年生肖贴画。我没吃早饭，心思都在食物上，拉着佩诗随便坐下。低头看到圆桌上红色暗纹的桌布，不规则散布着像小岛地图一般洗不掉的茶渍——这间餐厅历史悠久。这里距旧金山驱车不过两个钟头，却时空错乱般让我回想起90年代末，县城老家里开的第一家饭店。
与我不同，怀揣着同样梦想的男男女女陆续到达，有人拿着麦克风，听不清到底在讲什么。我又想起来七岁时参加的喜宴：场面混乱，听不懂大人在说什么，我拽着深红色的桌布，眼巴巴等着吃鱼香肉丝、八宝饭和甜汤——回过神，我用勺子舀了一碗汤，原来直到今天还是一样。
每个桌上总有一个经验丰富懂得相亲流程的神秘人，他会热情招呼，让大家写好群组内的编号，开始做自我介绍。我只得把碗筷放下，礼貌地混入其中。
佩诗隔壁坐着一位白衬衫搭黑色连帽开衫的男士，戴金属细框的眼镜。侃侃而谈的模样看起来应对由陌生人组成的饭局从来游刃有余。他侧过头和佩诗小声说话，我在杯碟碗筷的缝隙里看到佩诗不常见的眼纹舒适地伸展，她在笑。
自我介绍的过程冗长又趋同，比活动本身还要无趣。每个人都拼命亮出自己的生平与成就，从大学毕业的名校一路上报，具体到公司的负责项目，力争在传统的虚无里拔得头筹，传统齿轮运转的按钮原来掌握在这间异国本土风味餐厅的圆桌上。
佩诗的女同事从另外一张桌子跑过来，隔着人群我们打了招呼。她叮嘱佩诗记得要看昨天推送的文章，然后蹦蹦跳跳地离开。
“不是小说，她说是很厉害的作家，专门写情感，好多人追踪她的动态，看完可以学习到很多。”
我接过她打开的文章，看到诱惑力极强的标题，往下翻，长篇是具体实例：一对年收入过百万的高薪夫妻是如何因为女方的太过要强而影响了夫妻关系，在作者的开导下又如何重建破碎的感情。
荒唐的文章出现在这样的环境里似乎也合理。我的手在屏幕上一路下滑又回到顶端，还给佩诗。
“嗯，”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这位作者的文章多年前在互联网就已经被各路女性列入黑名单，如今却出现比我年纪还要轻的女孩手中，被奉为教典，再传阅给比她年长的女孩。
我想提早离开，佩诗也想。说不上哪里古怪，她只想离开。戴眼镜的男士和佩诗交换了联系方式，临走前他看到我的手机桌面，问我是不是喜欢蝙蝠侠。
“电影还好吧。我更喜欢本身的《侦探漫画》系列，也更喜欢罗宾——罗宾喜欢第三位。”
“你是唯一一个能和我聊欧美漫画的女生哎。”见我不说话，他又补充了一句毫无必要的“褒奖”。
圣诞节彻底结束了。2020年1月底，我在旧金山的日子待到了尽头。佩诗找到了新的房间，距离这栋公寓脚程十五分钟。我们花了两个下午搬家，将佩诗的小房间塞得满满当当。在我启程去机场的傍晚，我们将剩余带不走的家具拆下来，它们回到了当初刚进家门的样子，完成了一场轮回。
客厅岿然不动。它安静，重回崭新。没有桌椅的遮挡，夕阳的余光毫无顾忌打在地毯上，神圣地像《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里关于爱的描述：不因瞬息的改变而改变，它巍然屹立，直至末日的尽头。这间不规则的、棱形的空间，这座城市里最不起眼的一角，这是我将近四年的教堂，它沉默地接受过我无数次的祈祷、忏悔、快乐与眼泪。它温柔地看着我关上门，目送我离开了我的学生时代。
纽约拥有真正的冬天：在机场的到达层等车，我把随身带着的衣服都穿上，天色微微亮，人还是浑身冰凉，不能确定脚是不是在鞋子里，鞋子是不是踩在地面上，地面究竟是软还是硬。
穿过桥和隧道，抵达陌生、高大的公寓楼下，司机帮我卸下四个尺寸不一的行李箱，这是我的全部家当。
楼内是另一个世界。前台只穿着衬衫的工作人员轻装上阵，接过我的行李，引导我去做新住户的登记。还是早上，睡眼惺忪的住客下楼取快递，穿的是短袖和瑜伽裤。
还好客厅依旧是客厅。它变小了，也变得方正，有规则，看起来严肃不少，和旧金山是两个方向。但地板是原木暖黄色，试图和紧张的我拉近距离。客厅仍然亲切，是个昔日的倒影。我想到刚才出租车上等待交通灯的空隙，看到每一个路过的纽约女孩，他们穿着黑色棉服、戴着毛线帽，搭同样黑色的长靴与包袋，将自己包裹得严实，睫毛飞扬，看起来刀枪不入，但在视线不经意间对上的瞬间，会慌乱地微笑。
佩诗发来照片，她的小房间已经收拾一半，附带展示了一只住在客厅的猫。阳光明媚，橘色的小猫在飘窗上打盹儿，属于它的小房子靠在墙边，和它一起在阳光下浅眠。
和住在房间的室友们打过招呼，我坐在自己客厅的窗边，开放式厨房与我四目相对，都在感慨猫的活动空间。
下午，室友们一起帮我装好衣柜，好让它与厨房隔断，再留一个狭窄的入口，挂上帘子，装作门，客厅又一次成为纽约长岛诸多公寓里，普普通通的一个卧室。
日子回归平淡。我参与了即兴戏剧工作坊，从住的地方转两三趟地铁，每周去一次。发出的邮件石沉大海，所以工作依然杳无音讯；掌握了百老汇打折票的信息，常常临时出门，脚步匆忙，装作自己也是熟练的纽约客。
二月中旬，工作坊的主题是“我无法恋爱的理由”。我饶有兴趣准备听成员们分享关于自己的小故事，将手机调至勿扰模式的间隙，看到消失许久的安珀森在社交软件上分享自己的定位。
距离纽约车程不过三小时的城市，她在全世界最古老的学校，读我翻译不出来、但看起来就是为她量身打造的艺术课程。照片里，每一个她的同学都有相似的轻盈的面庞，我想起只有我知道的梦。
而愤怒最终只能转化为虚空——我甚至找不出来愤怒的理由，她的自由合情合理，从头到尾与我无关。我的客厅从未有过她的身影，那支被我带到纽约的刮笔，是唯一一座曾经亲密的断桥。
“如果在旧金山都找不到真爱，那你就得孤独终老了。” 电影《蓝色茉莉》的这段台词成为了我这周工作坊主题的开场白——我没有更多的故事可以透露，im电竞只得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常年住在客厅，清贫上进、目空一切的追梦青年，我从旧金山而来，有充足理由将电影台词变成我为何没有故事的解释。即使事实并非如此，但不得不承认，比起分享故事，我急迫想要弄清楚那些从未被遗忘，只是不再被提起的蛛丝马迹。
挨到工作坊结束，我发信息给安珀森，问她下周要不要一起去美术馆。突然的问话就接在两年前，那通被我挂断的电话之后。
我的手指在屏幕上来来，想了写，写了又删除，删除后不免又想到那通电话之前的每一天，分享零碎生活细节的白天与夜晚。那些已经算得上历史的过去，因为鲜少被提及，所以显得那么美好。我告诉她我毕业了，来纽约过渡，如果能找到工作更好，接着反过来问她如何。她如实回复，告诉我新的校园生活很不错，课程好，同学也好。不痛不痒聊了几个回合，礼貌得好像我们之间不曾有过一股汹涌的暗流。
站在美术馆门口，安珀森瘦削的背影几乎在瞬间闯入我的眼睛。她的头发长长了，颜色也回归自然。二月的午后，阳光弥足珍贵。周末拥挤的人群从她身边经过，嘈杂的声音也穿过她，我看着她的背影，觉得这个世界好安静。
我们都不是第一次来，人挤人，过程就走马观花。所有的话题都和目光所及、遥远的艺术品相关，能拉近距离的却只有沉默。中途被认真观赏的团队打散，但没有人开口，我们默契地一前一后逛完大大小小的厅。这个欲言又止的下午，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出口。
晚饭在附近的快餐店解决，傍晚人满为患，我和安珀森一秒都不想在店里多待。买了热巧克力，我们在公园的露天长椅上坐下，她告诉我晚上回程车票的时间。
太好了！我想。我们还有三个小时的时间，要么干坐着等世界末日，要么冰释前嫌，im电竞重新开始，万事万物，总得有始有终。
“很忙！超多作业……每天都有课题，每周都要讲评，查进度，听讲座，很忙。”安珀森依然絮絮叨叨，事无巨细告诉我她是从多忙的日程中抽出时间，和我一起逛早就看过的美术馆，坐在河边和我汇报日常，但快餐是她喜欢的汉堡，所以跑来一次也算值得。
安珀森喝进一口凉风，咳了两声，继续描述她的新生活。“回头带你认识插画系的朋友，可好玩了！可以蹭她们的车去华盛顿春游。”
“那我如果再待久一点还能去看你毕业展。”她讲我听，偶尔回复，好像只是久别重逢。
“然后我们可以合力做个大的，说不定能拿个奖，得多一点钱，可以买河边的房子当工作室，像个有钱的成功艺术家，啊，那栋就不错——”安珀森笑得一脸轻松。
天空是很薄的蓝色，月亮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露了半个圆，成为我附和安珀森讲大话的坐标。
“你可以向月亮许愿。”她突然语速放慢。“我们都可以向月亮许愿。等月亮从亏到盈，就可以清理掉不好的能量，你也会从一直被困扰的事情里走出来，抛弃掉不明就里产生的错觉，就可以轻松了。”
她没有忘记，也没有打算沉默，久别重逢也好像蓄谋已久，她用自己的方式回复我，延续了那通戛然而止的电话。
好吧，好吧…我默默自语，眼前是旧金山早已过去的夏天，即将迎来新住客的房子，深夜的我从客厅三五步到达厨房，碾碎泡面，倒回的片段在安珀森缓慢的声音里安息。
我想起刚认识安珀森的那个冬天，她说，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生命推着我做什么就去做，风吹来了就听一听，鸟飞走了就看一看，可以的话，还想种一棵树。
我既不是风也不是树，也许我是一群鸟里不肯飞走的那只，但冬天要来，我总要离开。
我送安珀森去车站，月亮升得很高，而我已经不太记得对话的结尾。站在排队的人群之外我目送她上车，车窗摇不下，在一片白雾里她向我模糊地挥手。车轻轻驶过，人来来往往，我告别了过去所有的我。
风停了。我想绕回长椅，再看一眼平静的哈德逊河，但我们待过的公园已经落锁。
温度即将降至零下，纽约闻起来要下雪。此刻我更需要暖气充足，只属于我的客厅。
整个白天，太阳都阴沉不定，傍晚下起了雨。我坐在客厅里敲敲打打，手指并没有因为不停歇的动作而更加灵活。即使在室内，空气也很凉，十一月的上海总是这样。
时间的发条拧得随意，快得失控。不敢想，2023年竟也即将过去。客厅不再是我的卧室，我却总是待在客厅。上海的客厅是不对称的四角，没有地毯，所以不太温柔。头一次见面，它却让我想起早已告别的日子：三年前夏天的傍晚，我登上飞机，眼前满是倒退的旧金山与纽约。
在客厅可以看到阳台，望出去，窗外有许多高大的绿树，遮天蔽日。上海有很多树，也许这是我选择住在这里的原因。
我和阿热三年没见，她只用电话，而我不喜欢打电话。不知道她是否实现了梦想？佩诗在大裁员的风波中幸存，惊魂未定，我总是怂恿她来上海工作，还妄想有一天让阿热给她盖戳。
本故事由短故事Life Writing学院导师指导完成。，邀请你来写下属于自己的个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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